▲停在“999急救中心”通道内的救护车。刘海川 摄
文｜无界新闻记者 刘海川 王一然
“999”，中国内地除“120”以外唯一一个急救号码，和它背后的急救系统惹上了麻烦。
无界新闻（微信ID:wujienews）记者调查发现，“999”分为院前、院内两个平台机构。其院前急救平台为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院内医疗平台——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的前身则是一家以外伤为特色的民营医院——“北京市朝阳区学院路医院”。1996年年底，在相关红会领导的协调下，这家医院华丽转身，拥有了股份制医院和事业单位的两张面孔。
“一方面它对外宣称为非营利性机构、事业单位;实际上，它的社会资本医院的性质未变，导致的结果是‘院前、院内分离’悬而未决。”一名知情人士称。
不仅如此，“999”事实上正游离于国家“办法”之外——2013年，国家卫计委通过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规定，全国院前医疗急救呼叫号码为“120”。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120”呼叫号码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院前医疗急救呼叫电话。
“999急救门”并非孤案
在切除了0.8米小肠之前，张洋在“生死旅程”上奔波了15个小时。
2015年11月9日上午，辽宁省电视台记者张洋在沈阳至北京的南航CZ6101航班上突发腹痛。在经历了一系列救助漏洞后，他最终在北大人民医院获救。
“999”急救人员被指在转运、接诊过程中，不顾患者意愿，以“朝阳医院、协和医院挂不上号”为由，将他送至26.5公里外的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
被指“舍近求远”、诊治不力的“999”，虽然在2015年11月30日发布声明，称“转运急诊抢救中心”的处理充分考虑了当时其他医院的状况和交通情况，并认为“对患者的检查符合诊疗规范”，但未能平息公众的质疑。
无界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洋在“999”的遭遇并非孤案。
中国裁判文书网刊载的案例显示，2009年7月13日晚，林某在北京市顺义区蓝海苑小区外遭遇交通事故，脑部严重受伤。随后，其遭遇与张洋如出一辙：在就近被“999”救护车送入首都机场医院后，因该院无脑外科，他于当晚22时许被送入位于海淀区清河南镇1号的“999”本院——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并进行了开颅手术。林某于次日死亡。
其家人称，在离开机场医院的转运期间，他们曾要求就近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或天坛医院，而不是23公里外的二级丙等医院，但急救人员以“怕堵车”为由拒绝。
后经法院两审判决，“999急诊抢救中心”承担50%的过错责任，赔偿林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17万多元。值得一提的是，判决书显示，在林某死亡后，该院被指不顾家属的意愿，将尸体送往无尸检资质的一家法医院，导致二次尸检。
在另一起案例中，“999急诊抢救中心”被指拒绝了一名交通事故伤者家属的转院要求，并坚持实施开胸探查术等治疗手段，存在医疗过错。经两审判决，“999急诊抢救中心”承担50%责任并赔偿相关费用。
此外，“999”还被指在2009年的一起急救行为中，因接错人导致患者被延误最佳医疗时间而身亡。
稀薄的医疗资源
“999”的另一个争议是，在占有北京近一半急救市场的情况下，其能否提供足够的急诊医疗保障?
张洋称，在急诊抢救中心救治过程中，医生始终无法确诊，并一度怀疑他因为吸毒而试图骗取杜冷丁。
媒体报道还称，该院聘用部分无证上岗的“医生”。
事实上，不仅仅是院内的接诊，按照相关规定，在院前急救过程中，需要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在场。一名医护人士告诉无界新闻记者：“到达现场后，急救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快速诊断，并提供恰当的院前急救治疗，其作用恰恰体现在某些突发病症、伤情的黄金时间内。”
在“999”曾引发诉讼的一个案例中，急救人员宋某被指在运送突发疾病的王某途中，没有提供吸氧、心脏复苏等必要措施，导致王某心脏停止跳动10分钟。后王某不治身亡。家属发现，宋某并无执业医师资格。后经法院两审判决，“999”对王某的死亡承担55%的责任。
“事实上，‘999’的医疗资源相对欠缺。”一位已离职的北京急救行业资深人士称，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强度大，该院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大，“另一方面，资深医生的成本更高。相比较120急救中心而言，‘999’员工薪水要低一些。”
“医院的等级制度，与床位、医院功能、设施和技术力量相关。”上述医护人士称，“二级丙等(或二级合格)医院一般提供的是所在区县的医疗服务。”
“两张面孔”的前世今生
在一系列质疑声中，“999”显出两张面孔。在其对外宣传中，作为“事业单位”“非营利性机构”的院前、院内两个平台却合为一体，大多数人很难区分。
无界新闻记者发现，在相关医疗侵权、劳动争议案例中，“999”的院内平台——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自述为“事业单位”，“北京市事业单位法人信用信息网”亦显示其性质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为该中心院长李立兵，他同时兼任紧急救援中心的副主任;其院前平台——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同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张进存，兼任北京市红十字会的副会长。
但一个矛盾是，在“999急救门”发酵后，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田振彪澄清，紧急救援中心属事业单位，急诊抢救中心则是社会资本办的医院， “两者人财分离。”
不过，在此前报道中，田振彪身份被指为999急救中心副院长。
公开报道显示，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也被指为“股份制机构”。据1998年5月22日《光明日报》报道，“一个急救中心难以满足北京发展的需要”，北京市红十字会在1996年底设立了这家股份制机构。
无界新闻调查显示，其前身是一家名为“北京市朝阳区学院路医院”(下称学院路医院)的私营医疗机构，创始人是现任急诊抢救中心院长李立兵。
目前，在部分企业黄页网站上仍能检索到“学院路医院”的零星信息。
上述急救行业资深人士曾见证这家私人医院变为“红十字会下属单位”的整个过程。据其介绍，上世纪90年代，学院路医院因地处北五环，经营颇为惨淡。其特色是具有较高水准的外伤治疗。
该人士介绍，在“下海”前，李立兵是北京医疗系统职工。1996年，在一位时任北京市红十字会领导的协调下，学院路医院承办了120急救中心的一个急救站，在急救业务的带动下，终于打破了业务僵局。
随后，在相关领导的多次协调下，“999”解决了资金等方面困局，顺利创立。
其解决方法是争取政策便利。北京市红会一位前领导的回忆录称，中心首先要应对的是上千万元的电信设计、铺设成本，后来在与电信局的协调下，此笔款项缓交。
另外，为建设备房等基础设施，李立兵一边用“学院路医院”的收入填补，一边找人借款，才解决了此笔投入成本。
此外，由于购买各种通讯等设备，中心曾贷下巨款，在这位领导的协调下，贷款变更为“政府贴息贷款”。回忆录记载，它每年向银行支付的利息为700万至800万元。
“999”创立时，当年媒体的评价是：竞争带来活力。前述知情人士也认为，这是红十字会设立它的初衷。
源于此历史背景，这家社会资本参与的股份制医疗机构，便有了“红十字会”的事业单位外衣。“这便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它对外宣称为非营利性机构、事业单位;实际上，它的社会资本医院的性质未变。导致的结果是，‘院前、院后分离’悬而未决。”
这两种身份能否并存?“事业单位与股份制不可能在同一家医院并存。事业单位的第一位是公共性，股份制单位的第一位是市场性。不过，所有医院都希望保留事业单位，因为它们是差额预算，政府每年会有不确定的项目补贴。”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员杨团认为。
在媒体报道中，红会每年给“999”的补贴为数百万元。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也认为，如果一家事业单位性质的医院想要引入社会资本，需要它的上级资产所有者来决定。“如果它引入了社会资本，就要失掉事业单位的身份。”
游离于国家“办法”外
公众对于“999”两张面孔下 院前、院内平台不分离的质疑是，它几乎无法避免“自运自治”的局面，漠视患者的生命成本。
事实上，同在一座城市里的120急救中心，在2005年已实现分离。
一位前120急救中心的资深医生告诉无界新闻，分离后，院内医疗机构被撤销，人员分流，“院前的急救平台靠政府全额拨款。”
目前处于舆论漩涡中的“999”，是否也会如此改革?
“院前急救的成本高，收益却较小。我们之前所说的‘院内’养‘院前’即是急救中心普遍存在的财务结构。”前述已离职的北京急救行业资深人士称，事实上，120急救中心的分离，也正是为了避免“自运自治”的利益链。
此外，合并120、999两大急救平台的呼声也经久不绝。
这一呼声的大背景是，2013年，国家卫计委通过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规定，全国院前医疗急救呼叫号码为“120”。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120”呼叫号码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院前医疗急救呼叫电话。
《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自2014年2月起施行。虽然已施行一年半有余，但“999”仍游离在外。
在引发广泛争议与关注的“999急救门”发生前，2015年7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一审《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草案称，120与999将建立统一调度平台，但并未说明两个平台会否合并。
不过，前述资深人士分析，“基于‘999’的双重身份，无论是分离、还是与120合并，都不大可能。”
一位北京医疗行业观察人士感叹，这次引发争议的“999急救门”，不知能否解决其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