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屠呦呦（右）在与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在交流。
无界新闻记者郭小为实习记者徐芮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除了带来恐惧和伤亡外，也可能促成某些新药的诞生。
纵观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的众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讲政治”“顾大局”的中国，与许多其他公共事务相似，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新药研发，往往与“政治任务”“举国体制”等联系在了一起，它们共同指向了“集中力量办大事”。
尽管褒贬不一，作为事实，“举国体制”的巨大身影依然贯行于今天的新药研发，这几乎成了重大公共危机下的自发惯性。
同时，随着技术、管理和观念的进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新药研发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国际合作也更加普遍而深入。
“523项目”直接促成了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明，青蒿素也成就了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
“秘密项目”成就诺贝尔奖
1967年的中国并不平静。文革火热，处处“革命”，社会失序，而此前本已得到短暂控制的疟疾再次肆虐起来，加上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包括疟疾在内的众多传染性疾病加剧扩散。
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状况——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回忆，“我从江西干校回北京，参加了卫生部工作，实际上无事可做，自告奋勇地说，让我抓一下疟疾吧!”他底下专业人员在汇报疫情时，给出了八个字：遍地疫情，底子不清。
不唯中国，彼时全球疟疾疫情普遍难以控制，原有的抗疟药奎宁因疟原虫已产生抗药性，逐渐失去了效用。越南战争爆发后，深受疟疾困扰的美越，研发抗疟新药成了另一块角力的战场。
正是这个时候，北越秘密向中国求援，希望协助解决疟疾问题。毛泽东主席答应了越南政府的请求，周恩来总理指示“以最快速度研发抗疟新药”。由此，一场由国家科委与解放军总后勤部牵头的“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全国协作会议”秘密召开。此后，一场持续13年，聚集了全国7省市60多个科研单位，项目常规工作人员达五六百人的国家科研任务开始了，称为“523项目”。
这是一项带有军事任务性质的秘密项目。青蒿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时任“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助理员的施凛荣回忆，项目由军队抓，管理上比较严格，所有参与人员必须一心一意搞研究。虽然条件艰苦、技术落后，但在集体主义的指引之下，参与项目的北京、云南、山东、四川等地频传捷报，“大家不为名利，一心工作，跟现在不一样。发明青蒿素是一场接力赛，当时一有成果，大家就马上拿出来分享。”“523项目”的重要参与人、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说。
为公不为私的集体主义带来了效率，但也引发了日后的成果归属问题。不管怎样，“523项目”直接促成了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明，青蒿素也成就了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
血吸虫病、SARS：“集中力量办大事”
包括疟疾在内，传染病的肆虐成为一段时期内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祸首，其中尤以不时出现的地方病为甚。
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肆虐的血吸虫病为例，“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1955年底，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中央血防9人领导小组成立，并在1956年3月的会议上宣布了一个剿灭血吸虫病的7年计划。
1975年，Seubere等人率先合成抗血吸虫病的有效药物吡喹酮，两年后，中国也成功研发吡喹酮并开始临床试验，1982年正式投放市场。亲历了当时血吸虫病肆虐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育德回忆，“在文革前，我国的血吸虫病普遍得到了控制，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病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多年来，陈育德亲身参与了多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他也是中国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事情来了，我们就用当时的办法，上面一声号令，有关力量就被组织起来了，全部起来，大兵团作战，多部门协作，多方面军攻克，团队的作用非常明显。”陈育德说，这是属于中国自己的一套方法，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现在还在利用，也还没有过时。”
这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在新世纪之初，迎来了一次大考——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2003年初，SARS肆虐，中国成了重灾区。由疫情凶猛、病因不明、信息不畅等带来的集体恐慌，甚至引起了中国多地抢购板蓝根和食醋的风潮，它们被误认为是防治SARS的有效药物。“SARS提示了一个问题，一旦这样重大的突发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应对?因为原有的疾控体系已经不行了，老办法不够用了。”陈育德的这种反思成了一种共识，也正是在SARS之后，中国重塑了其公共卫生系统。
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病因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新药的研制成为抗击SARS的重要一环。举国体制和重重重压之下，SARS新药的研发呈现了“特事特办”的灵活性，比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门启动了防治非典型肺炎药品快速审批通道，像“连花清瘟胶囊”和“复方鳖甲软肝片”等得以快速用于治疗SARS。
值得注意的是，直至今日，中国漫长的新药审批过程依然被业内诟病，中国医药产业被认为是“大而不强”。
“缺乏科研求实与科研协作的精神导致了失败”
举国体制的高效性似乎正在被越来越得到证明，这一应对方式也延续到了后来禽流感疫情、甲型H1N1流感的危机应对和新药研发上。2010年，中国提出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举国体制”的支持者们认为，这可以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实现科研的重大突破。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更是提供了新的理由。
另一方面，反对的声音也同样坚定。“举国体制，在特定的环境中，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但是，这已经不适应于现代科研环境。行政计划性质极强的科研举国体制，在推行中，可能催生急功近利，把学术研究活动，变异为学术资源、学术利益争夺，结果并不能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反而导致国家科研经费的浪费。”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光明网上发表观点认为，政府不适合直接参与科研，应该探索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术自治，、学术同行评价的现代科研管理体制。
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杨功焕曾撰文透露，SARS时期，中国科学家在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中整体败北，原因不是没有先进技术，也不是没有专家，而是缺乏科研求实与科研协作的精神导致了失败。她举出的一个细节是，在SARS前期，中国科学院就四处寻找病原体样本，但是按照有关规定，只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才是病毒标本的合法拥有者，外界难以介入，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跨学科、跨部门协作。
留给公众更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传统体制中存在的“条块分割”“知情权缺失”以及“危机管理乏力”等问题，在SARS事件里暴露无遗。2014年，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在做客人民网直播访谈时直言，“作为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北京的医疗体系号称八路大军”。所谓八路大军，是指其隶属关系、管理体制极其复杂，统筹难度相当大。
“同时兼顾自身利益和全球稳定”
举国体制之外，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国际合作正成为各国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优先选项，其中一大重点就是新药研发。它的大背景源自地球越来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村庄”，这意味着，疫情来了，谁也无法独善其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我们的应对方式应该是同时兼顾自身利益和全球稳定的一种方式，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考验。”
2003年SARS肆虐，两年后，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国和欧盟科学家联手，成功找到了15种能有效杀灭SARS病毒的化合物，为合成治疗药物提供了新方法。合作项目总负责人、德国吕贝克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饶富(Rolf)教授说，中国和欧盟首次在SARS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其目的不仅在于找到有效防治SARS的方法，而且将为国际科学合作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共同防治登革热、禽流感等重大传染性疾病。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席卷全球时，世界各国积极合作，共筑“防护墙”，在世卫组织的协调指导下，各国共享病毒毒株和医疗信息，大大加快了疫苗的研发速度。许多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功研制疫苗，并在疫情高峰重回北半球之际展开大规模疫苗接种工作。
在此之外，不论是否涉及国际合作，今天的中国科学家在研发新药时，早已经吸取了早年发明青蒿素的教训，从一开始就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形成全球知识产权布局”等成为新药研发成功后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语。
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F.基普尔在《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说：“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恒久的生物性经验之一：疾病不仅是人类生活和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其存灭与盛衰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变迁有着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
纵观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新药研发历程，正印证了基普尔所说的“反映特殊时代和文化的价值与信仰的一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