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持续激烈博弈，概率极小的违约风险也足以让市场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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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债务上限谈判被推迟后，5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将再度与国会领导人会面，讨论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和避免灾难性违约的计划。
好消息是，美国财长耶伦上周末释放了乐观信号。5月13日耶伦表示，拜登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正在取得进展，相信最终能谈出一份协议来。
但需要警惕的是，目前美国两党才刚刚“坐下来认真谈”，本周就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难度不小，债务上限谈判可能会拖到最后一刻才能达成协议。如果拜登和国会领袖们16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场危机就将逼近最后的“X日”。拜登计划17日前往日本参加G7领导人峰会，本周末将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举行美国-大洋洲国家峰会。
随着美国两党在美国债务违约悬崖边激烈博弈，金融市场动荡或“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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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上限博弈愈演愈烈
债务上限问题的本质是两党之争。几十年来，这种边缘政策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一部分，但自2010年以来共和党的财政鹰派掌权后，这种策略的使用愈演愈烈。
早在今年1月，美国就已触及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彼时美国财政部启动非常规举措维持政府运营，避免出现债务违约。但使用非常规措施只能帮助财政部暂时性地继续借款，总有一天，现金和非常规措施将耗尽，迎来所谓的“X日”。
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Fiona Cincotta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美国债务上限僵局让投资者越来越担忧。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约等于2022年GDP排在中美两国之后的11个国家GDP的总和，每年光利息支出就超过5000亿美元。
今年与2011年相似之处在于，都是民主党掌握白宫和参议院多数，而且都是由共和党控制众议院。2011年夏天是美国离债务违约最近的一次，最终以奥巴马同意削减公共支出，换来了国会在8月初批准提高债务上限。
即使2011年美国没有陷入实质性违约，但依旧造成了巨大冲击。Cincotta表示，当时潜在的违约风险让美国的主权信用等级历史上第一次遭到下调，并导致了市场波动率快速升高。标普500指数在2011年7月中旬-8月初下跌近10%，黄金拉升13%，美元指数回撤3%。
12年之后，当时的副总统拜登现在成了总统，即将面临相同的挑战。但如今美国的财政状况客观上其实已经变得更糟，美国政府的举债规模已经从2011年的15万亿美元激增到了今天的逾31万亿美元，联邦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也已一路激增至近12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10年后这一比例将进一步升至132%。
金融市场动荡或“在劫难逃”
随着美国债务上限“X日”一步步逼近，金融市场动荡或“在劫难逃”。
耶伦警告称，财政部最快将可能在6月1日耗尽现金，她将向国会通报财政部掌握的信息，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信息可能会愈发精确。根据美国财政部5月12日披露的文件，截至5月10日，用来支付政府账单的“特别措施”余额还剩880亿美元，一周前这个数字为1100亿美元。
此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2日警告称，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在6月前两周将面临极大的违约风险。不过，如果财政部能够在6月15日之前为政府运作提供资金，那么即将到来的季度税收收入和额外增加的非常规措施可能会让政府至少在7月底之前继续维持运转并支付所有账单。
对此，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X日”具体日期取决于美国特别措施余额和财政部现金。从财政部可用资金来看，美国债务上限“X日”最早可能出现在6月上半月。财政收入端，占比最高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速明显下降；支出端，疫情后社保、医疗等刚性支出占比大幅提高。资金端，美国财政部一般账户（TGA）金额显著低于以往季节性表现。考虑到6月上半月资金开支较大，且有6000亿美元债务到期，结合现有资金余额测算，财政最早可能在6月上半月面临“入不敷出”的考验。
尽管美国未曾出现过实质性违约，但债务上限危机通过影响市场预期、风险偏好、干扰流动性、影响借贷成本等机制作用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赵伟表示，美国两党可能在临近违约前几日甚至仅提前若干小时达成协议，谈判很可能会被拖延到“最后一刻”。双方最终各有所让步，同意提高或暂停执行债务上限。在拖延到“最后一刻”的情景下，对实体经济而言，经济预期和消费者信心可能回落；黄金等避险资产回报上升；股票等风险资产回落。
Cincotta对记者分析称，若最终导致债务违约，无疑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巨震，美国的主权信用将遭遇重创。退一步来说，如果能避免违约（大概率事件），但若围绕债务上限的问题一直久拖不决，美国民众的医保和福利、公务员的薪酬、军队的运作、政府机构的运转等都会受到波及，冲击本就前景堪忧的经济。预计债务上限的谈判将会比较艰苦，最终大概率会达成一致，但过程可能一波三折，让金融市场陷入动荡。
这次市场更脆弱
从历史上看，美国债务上限危机频繁发生，2010年以来美国暂停债务上限8次，上调债务上限3次。近三十年来出现了三次影响较大的债务上限调整事件，分别是1996年克林顿政府停摆，2011年奥巴马政府债务上限危机，2013年美国政府停摆。
在赵伟看来，这一次美国债务上限危机“祸不单行”，出现了有别以往的新特征，市场担忧情绪更强。当前美国债务压力更高，银行业风险仍在扩散，两党的分歧也更大。民主党、共和党围绕是否削减政府开支陷入博弈，使得谈判迟迟未得到实质性进展。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定价美国国债违约，风险溢价水平创历史新高，例如1年期、5年期主权信用违约互换（CDS）利差快速攀升，均超过往年高点。
值得警惕的是，债务上限危机可能加大银行业冲击，赵伟指出了三大风险：短期内国债利率上升可能使银行浮亏进一步扩大；银行以国债作为抵押品向美联储借款，国债信用受质疑可能使银行业流动性恶化；为寻求安全资产，投资人可能会从国债市场逃离，通过货币基金流入美联储隔夜逆回购协议（ON RRP），加速银行存款挤兑。
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表示，越接近债务违约，就越会出现恐慌，而恐慌情绪的市场表现就是美股的波动和美国国债的动荡。随着美债违约期限逼近，外部担忧情绪不断加重，美国国会议员们预计将被迫作出应对，因此他估计，美国将能够避免出现最糟糕的违约情况。
随着美国国会议员继续在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黄金正越来越有吸引力，或成为短期最佳对冲工具。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RBC Capital Markets）表示，如果美国持续找不到债务上限解决方案，短期可能会导致金价上涨。“即使最终达成协议，但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我们也不能忽视日益增长的金融焦虑。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看起来是为数不多的可能吸引市场流动性的候选资产之一。短期内，我们认为黄金看起来是最好的对冲工具。”
债务上限危机也将对美联储政策产生影响。德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芦哲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美国债务上限“X日”临近、通胀延续下行、银行业风波持续料“合力”迫使美联储在6月暂停加息。随着紧缩情绪与避险情绪交织，短期市场波动加大。